《May Day》：從芝加哥到台北的省思。

肯脫鞋的人不怕水！

，中亞俗諺

 

「邁亞」（Maia），希臘神話譜系的七姊妹女神之一，信使與商業守護神荷米斯（Hermēs）之母。古時神廟裡的祭司會在特定日期將一頭懷孕的母馬獻給祂，作為其古老詞彙「乳母」之象徵，後來隨著宗教文化之深耕，逐漸演變成舊制曆法中的「邁亞月」（Maius），也就是「五月」（May）。

A Labor Day protest in Manila in 2019
Labour_Day

 

1.芝加哥

 

距今140年前，也就是資本主義正乘著自由、平等之翼的順風展翅，和工業技術迎來革新發展的西元1886年，美國境內有高達三十五萬名以上的底層勞動者，由於無法忍受工作環境長時間的險峻，以及被迫承受高工時、低薪資的雙重壓力，於是號召彼此進行全國性的總串聯，並選定在5月1日這一天，齊心放下手邊沉重的器械，無奈地走上街頭，以僅有的伸冤手段「罷工」……來對抗當時財大氣粗的企業主們。

 

一場看似小蝦米與大鯨魚的零和博弈？用今日的視角回望，勞動者的訴求其實再也簡單不過：首先是改善惡劣場域，減少不必要的工傷與勞安意外，再者是修正每日「14到15個小時」的值班時間。

 

同一時間，勞動者代表亦呼應「世界工人協會」（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早年於瑞士日內瓦所議決的勞工基本權益論述，希望政府有關單位或立法機構能果敢排除與利益團體或財團遊說者之間的糾葛（或人情），儘速通過修法，明確落實相對人性化的「八小時工作制」，讓勞動者們得以在八小時的勞心費力之餘，仍保有最低限度的睡眠與休息時間。

 

芝加哥（Chicago），一個當年從可怖的祝融浩劫（1871）中重新挺立，越發茁壯的工業大城，也是當年最多勞動者投入示威遊行之所在；可為了一個定義標準工時制的倡議，勞資雙方不只針鋒相對，即使經過了48個小時的斡旋，你來我往的口沫橫飛依舊無法取得任何共識，尤其在勞團領袖幾次的公開宣講後，芝加哥市府的立場始終不為所動，不肯積極回應勞動者的請託，因為政治人物寧可與資本家站在同一陣線，也不願被外界貼上思想「左傾」的危險標籤……

 

面對勞動者的集結動員，芝城警局同樣嚴陣以待，但高位者更畏懼左翼組織的渲染力與破壞力將會一步步使整座城市的運作機制陷入崩潰，宛如普法戰爭末期時「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的翻版。此外，勞資僵局一日未解，企業主與其扶植的議會代表也會將芝加哥日常作息的失衡停擺歸咎於執法單位的無能，所以在市府各單位亟欲恢復正軌，減少節外生枝的前提下，市長決定派出大批保安警察鎮壓、清場，以伸張公權力之名進行對勞動示威者的攻堅！

 

沒想到，就在勞資協商未果的當下，荷槍實彈的警方居然在驅逐過程中誤殺了兩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鮮血淋漓的傷亡現場，哀號聲參雜咒罵聲，頓時讓警民衝突越發劇烈！

 

5月4日，於芝城的另一個抗爭現場，突如其來的驟雨看似澆熄了示威者的憤慨，不少群眾眼看氣候持續轉壞也紛紛散去，形成警力在人數上的優勢……但晚上十點半左右，一枚疑似是不明分子趁亂向警方擲出的土製炸彈，卻讓整個遊行的收官頃刻風雲變色……一名警員不幸當場殉職，多名警員則緊急送醫。此番轉折也讓市府高層忍無可忍，授權執法單位得以向廣大的示威者開槍反擊，雙方因此在街道上爆發了嚴重的流血衝突，最終鑄成七名警察與四名示威者身亡，百名以上警民負傷送醫的慘痛後果！

 

隔日，密爾瓦基（Milwaukee）市據報有民兵向示威者開槍射擊，造成一名學生在內，至少七人死亡的悲劇。

 

芝加哥「乾草市場屠殺事件」（Haymarket Massacre），歷史教科書上如此登載的血腥衝突，後來勞資兩方又再度於法庭攻防戰狹路相逢……

 

可藉由親資方檢調單位的「客觀」審視，並透過財團主持報刊之「暗示」示威者其幕後的可疑左翼風向下，多位勞團幹部最後被公部門扣上「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帽子，其中數人更以意圖叛亂、顛覆政府之罪嫌遭法庭求處死刑！另外則有部分幹部被判處無期徒刑或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旁聽席上的譁然襯以芝加哥法院清澈響亮的落槌聲，儼然就是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鳴金凱旋！

 

「總有一天，我們的沉默會遠比今天你們所要壓制的言論更為宏亮有力！」

，史派斯（August Spies，1855–1887）

 

生於德國，在新大陸擔任室內裝潢業者，同時是激進勞運支持者與報刊編輯的史派斯，是當時被送上絞刑台的「主謀」之一……據信他是被強制定罪。

 

2.巴黎

 

三年後，西元1889年7月，為紀念「法國大革命」屆滿百年，分布全球各地的勞動者領袖與社會主義支持者齊聚花都，宣示籌組「第二國際」組織（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用以延續「第一國際」薪火相傳的抗爭精神。成立大會中，各國代表為緬懷當時因伸張勞權而不幸犧牲寶貴性命的芝加哥勞運先驅們，於是提案將日後每年的5月1日定名為「國際示威遊行紀念日」以及「國際勞動節」（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也就是May Day！

 

近四百名的與會代表在通過《五一勞動節》之外，亦做出正式議決，宣誓著《勞動者法案》的付諸實踐：隨著未來遍佈世界、不公不義的貪狼資本家一一興起，加上對金錢或權勢搖尾乞憐的無能政客終將靠攏資方，全球左翼勞動者同志他日將以結盟罷工的手段來做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此外，「第二國際」更要求各國政府應盡速完成對勞安議題的立法，如禁止雇用童工（14足歲以下）、停止女性夜間值勤、男女勞動者同工同酬，以及每星期至少維持36個小時（一天半）的休假時間。

 

然而，少數主張透過純經濟施壓方式與資方談判，謀求「一切可能」的轉圜，不鼓吹暴力式無產階級革命的勞團人士，卻也在此期間從社會主義國際裡被迫離開，失去了發言的空間。

 

至於勞資糾紛的衝突點美國，即使全美勞動者聯合會已經早一步確立了5月1日作為血腥慘案的紀念日，可受限於新大陸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錯綜複雜的糾纏和曖昧，參眾兩院也顧慮五一節慶跟無政府主義、左翼激進分子的過度聯想，因此政界並未選擇即刻修法來回應各項勞動者提出之改善權益。直到半世紀後，歷經六年的朝野斡旋與對話，於民主黨籍的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在位期間，白宮與國會才終於在西元1938年間拍板定案，在與「新政」相關的《公平勞動基準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中，正式規定了每日8小時（每周40小時）的工時制，與加班費為正常工資的1.5倍、未滿16足歲的勞動者不得在製造業、採礦業或上課時間參與勞務等條文……此法案也讓七十萬名美國基層勞動者獲得顯著的加薪與衍生福利。

 

但有趣的是，「高階主管」當年並不適用此一基準法案。

 

同樣的，「每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是，不是國際慣用的「5月1日」，乃美國跟加拿大的勞動節（Labor Day）……而此紀念日期的首次提議甚至還比芝加哥的示威遊行要早了四年左右呢！

 

主要是紐約中央工會的幹部當時考量著該如何從國慶日（7月）到感恩節（11月）假期中選定一個氣候相對適宜，且能讓大多數勞動者休假至戶外野餐、放鬆心情的日子？因此鮮少出現颶風肆虐或天然災害的9月初就自然而然成為了節期首選。

 

西元1894年，民主黨籍，立場保守的克里夫蘭總統（Grover Cleveland）有鑒於美國境內已有三十個州將「每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設置為州政府假日，故在順應時勢下，於6月28日簽署國會通過的法案，正式將此日期定義為聯邦假期。後來「勞動節」在新大陸亦慢慢演變成「非官方的夏末」（unofficial end of summer），標誌著忙碌的夏季（或暑假）已然接近尾聲，迎來秋冬的豐收或新局，不少跨年度舉行的職業運動聯賽也會在同一時間展開新賽季的暖身或重大交易。

 

對比左翼色彩異常鮮明的May Day，不帶任何社會主義或煽動情愫的Labor Day其實也巧妙「閃開」了五一背後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昔日芝加哥的斑斑血漬，否則當白宮與克里姆林宮同日發表慰藉廣大勞動者，鼓勵工業生產計畫大步邁進的電文時，難免會給人一種時空錯置的乖離感……《終極動員令：紅色警戒2》（Command & Conquer: Red Alert 2）是即時戰略遊戲，可不是什麼預言書《百詩集》（Les Prophéties）啊。

 

3.台北

 

讓我們回頭望向中華民國（台灣）。

 

先不提日治時期的「臺灣工友總聯盟」（1928）和多次與日本資方針鋒相對的罷工手段，近代台灣第一部攸關基礎勞動法律的《勞動基準法》乃起草於西元1982年，公布實施於西元1984年8月（現行版本為民國 113 年 07 月 31 日修正版本）。立法初衷主要是因應美國當時對外貿易赤字急劇惡化，諸多開發中國家企業以壓榨勞動者、犧牲各種權益來「創造」出低於美國本土廠商的生產成本，進而在國際貿易戰裡贏得上風，也連帶讓美國國內失業率持續攀升、薪資水平呈現停滯，故全美各大輕重工業聯合會紛紛向所屬選區的國會議員施壓，要求以《貿易法301條款》等相關法案作為要脅，迫使台灣在內的開發中國家「強制」改善各項勞動條件，順勢提升生產成本，讓美國企業得以進行更加「合理、公平」的貿易競合，因此中華民國政府方著手制訂勞動基準法。

 

約莫同一時間，因多次參與協調和處理勞資糾紛的黨外「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勞支會）也宣布在西元1984年的5月1日成立，訴求從政治意識的民主到落實產業環境的民主，發起人包括李勝雄、邱義仁、楊青矗等。三年後，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中華民族統一的左翼盟友選擇退出勞支會，改籌組「工黨」（後因違反《國安法》已遭內政部勒令解散），與立場傾向台獨，甫衝破黨禁限制的民主進步黨明確劃清界線。

 

至於適時適所調整基數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西元1988年）於上路之前，早在西元1955年11月間，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先生就已經於黨內會議裡要求台灣地區每月勞動者的最低所得應不得低於300元新台幣的水準。爾後，經過勞資多方角力、國際政經變化、高科技產業的崛起，從11,040元（西元1991年）、15,360元（西元1996年）、20,008（西元2015年），到23,800（西元2020年）、29,500（西元2026年）等多次推進，最低工資近年來也有著明顯的成長幅度。

 

而除了月薪制度擁有基本規範之外，為保障部分兼差的打工族群或日領（薪）工作者，基本時薪也從首次訂定時的51.5元（西元1992年）不斷上修到196元（西元2026年）。

 

但繁瑣法條的付諸施行之下，有關勞動者過勞致死的雇主罰則與相關法律責任，以及資方惡性倒閉後的工資債權順位，甚至是近年來性別平等、一例一休等勞資爭議，公部門、勞動者與資本家的三方角力顯得更加撲朔迷離，選票與GDP的取捨正默默考驗著政治人物的智慧。

 

雖然說，近兩年的薪資調整幅度為3.8%與3.16%，對標官定通膨數字仍在合理範圍內，但不諱言的，統計數據往往也是一種「魔術數字」，通膨問題已是各個先進國家不可迴避的理性繁榮之惡，尤其家戶採購日用品或選擇外食時所面臨的實質漲幅通常更高於平均值，再加上中東、烏俄混沌局勢，地緣政治紛擾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導致「有感」通膨越發讓荷包縮水……但換個樂觀的角度，伴隨AI科技產業的傲笑紅塵，台股指數的井噴九霄，四萬點的夢幻關卡宛如從天花板變成來年繼續起漲的地板，眼下犇市似乎不見高點盡頭之餘，股市的盈利可是贏過通膨或本薪甚多吧……如果勞動者有餘力投資或放膽進行槓桿佈局的話？

 

誠如「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言，金融市場在多數人滿懷「下注」的博弈狂熱與非理性之下，現時儼然已淪為「附設賭場的教堂」。或許身處資本主義極致發散的浪頭，當歷史的巨輪持續以勞動者的血和淚作為養分不斷向前同時，冷房裡眉開眼笑，凡事讓AI定奪的企業主也許早已忘記了被黃金紙鎮壓在底下的斑駁日誌……

 

那個名為「邁亞日」的五一勞動節。

 

尾聲：

 

「Mayday, Mayday, Mayday」乃國際通用的無線電求救訊號，通常作為航海船舶、航空器遇到危及性命的緊急情況時呼救援助所用。

 

但這其實跟「五月」或「五一勞動節」毫無關係……

 

主要是在西元1923年間，服務於英國南倫敦機場的航空管制員默克福德（Frederick Mockford）受託草擬一個簡單、明瞭的單字作為日後所有機師及地勤人員作為緊急求救訊號之用，由於當時其航站往來的客機多半來自法國巴黎，因此他選擇了以法文「venez m'aider（趕快前來救援）」的「m'aider」作為呼號，並改為發音近似的英文單詞「Mayday」作為最終提議。

 

又避免誤聽、干擾或與其他正常通訊產生不必要的混淆，故求援方向外聯繫時通常需連續呼叫 3 次，也就是「Mayday, Mayday, Mayday」。

 

可諷刺的是，萬一勞動者不幸遇上職災危難時，即使放聲高喊「Mayday, Mayday, Mayday」，恐怕也是無濟於事吧？

 

想想，有些黯然。

 

圖文來源，一併致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Workers%27_Da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y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