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樹節，不只是一棵樹苗植下》

「一人千古；千古一人。」

，林森（國民政府主席）

孫文先生靈堂（北京中央公園）

距今一個世紀之前，西元1925年的3月12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左右，以創建統一、平等且自由的新中國為己任，更亟欲號召更多有志之士力抗軍國主義跟帝國（殖民）主義侵蝕民主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與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先生，終究無法在闔眼之前看見往日諸多對華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以及真正的「大同世界」到來，不幸因肝膽癌惡化逝世於北洋京兆地方（今中國北京）的鐵獅子胡同行轅（今孫文紀念行館）。先行者的足跡不及花甲，但已然鞠躬盡瘁，留下了一場各方勢力暗潮洶湧，自2月開始就煙硝味十足的「善後會議」（臨時性民意機構）……民國內戰（第二次直奉戰爭）方歇，可神州大陸依然板蕩詭譎。

 

日本與蘇聯兩大境外勢力，此刻也正虎視眈眈地在中國內部扶植可靠的代理人。

 

雖然在二月底時孫文向前來探病的黨政要員，如汪精衛等人表明了「無數敵人正在圍困汝等」之擔憂，更認為外敵軟硬兼施的手段將會使和平志業，國家統一毀於一旦，故不願輕易交代遺囑。但隨著體力逐漸耗竭，目光渙散，臨終前日，藉由眾人的請託，孫文先生於一股肅穆哀戚卻依稀帶些風雨欲來的氛圍裡，在意識轉為模糊前，業已親筆完成多份不同對象遺囑（國事、家事等）的署名作業。

 

3月12日凌晨三時，是孫文先生最後一次醒來。

 

六個半小時後，醫生向家屬宣告，革命家的心臟已停止跳動。

 

生前孫文先生曾多次向旁人表達自己的葬禮希望能依循基督教的禮拜儀式，更指示國民黨黨內幹部須尊重夫人宋慶齡女士的基督信仰……然而，隨著不少潛伏於國民黨內之左翼份子的私下耳語，加上中國境內各地反基督教與反西方帝國主義運動越演越烈的同時，此等不朽革命領袖的最後歸宿，竟意外變成了一場無形的意識型態角力戰⋯⋯

 

縱然《南華早報》社論上所言之，「他（孫）屬於人類極為少數的幾個人，他們為了一個理念，敢於挑戰幾乎一切。當最後審判來臨的時候，他們是屬於天國的人。」，國民黨高層依舊嚴正反對使用外國的喪禮科儀來為國家與黨的領袖送行，認為其有失黨格與國格，孫文先生將被西方宗教所利用、箝制；更甚者，連蘇聯方面亦表態阻饒，直指孫文的基督教葬禮有違中俄邦誼……

 

最終在夫人跟長子孫科先生力排眾議的堅持，以及汪精衛等人的出面調解下，孫文先生的家祭（家禱）順利於協和醫院中採行符合基督教程序的告別禮拜（國民黨以孫文先生私人家務不予干涉為定調），遵照故人遺願之後，才交由國民黨於北京中央公園內舉辦盛大的公開葬禮與瞻仰儀式……

 

四月初出殯之前，到場致意並簽名者已接近七十五萬人，倍感哀榮的各種輓聯更將近五萬九千多幅。但後來為了淡化或忽略孫文先生作為基督徒，甚至是思想西化、共和開明之身份，不少海峽兩岸權威級的孫文年譜都選擇遺漏掉基督教葬禮的記敘，是刻意還是無心？還是中國社會特有的歷史解讀方法？吾人已不得而知。

 

而原本的規劃（也有一說是孫文先生的想法），國民黨中央在孫文先生別世之後的隔日，隨即向蘇聯政府下訂與列寧（西元1924年病逝）同樣規格的特製水晶棺木，期盼讓中國民眾也能像蘇聯人民一樣永久瞻仰偉人遺容。但沒想到早期大體防腐技術不佳（孫文先生大體出現腐壞變化），俄製棺木的設計也只適合安放於寒冷乾燥的高緯度地區，幾經考量後，國民黨對於水晶棺的公開展示作業只得被迫放棄。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於討伐陳炯明期間官拜討逆軍司令，更在孫文的提拔下躍居建國豫軍總司令大位的樊鍾秀（1888 – 1930，亡於空襲），為了感念先生革命偉業，在其大型素花挽幛中特書「國父」兩字，唁電輓幛裡亦稱「國父」，這也是孫文先生逝世之後首次在公開場合被後人冠上「國父」之稱號。（補充：國民政府明令尊稱孫文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則是十五年後，西元1940年4月的事情。）

 

「吾死之後，可葬於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西元1929年6月1日，孫文先生靈柩奉安中山陵

 

四年後，西元1929年5月，歷經協和醫院外籍醫師再次改殮（此為第五殮）與專列火車載運，孫文先生的靈柩從北京（北平）浩浩蕩蕩地運抵南京。國民政府則於6月1日舉行隆重的「奉安大典」，正式宣告其大體入葬座落紫金山南麓的陵寢，是為「中山陵」，亦為神州近代史上融合中西建築精髓的經典作品之一。設計師為留美的青年俊才呂彥直先生，可不敵肝癌襲擊的他，已經在移靈前兩個月不幸與世長辭。

 

又當時國民革命軍已初步底定「北伐」，理論上「暫時」實現了孫文先生追求全中國疆域統一的形式化，國民政府農礦部於是呈請行政院，有鑒於孫先生生前積極倡導造林運動以改善民生，更主張防止水災和旱災的根本方略都是造林植樹的概念（如「治水之本，在於興林」）下，呼應著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對「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的倡議，明訂每年的3月12日，也就是孫先生逝世當日為「植樹節」，用以取代北洋政權昔日以清明節（西元1916年）作為植樹節的慣例。

 

爾後農礦部更制定官方宣傳大綱，要求參與機關或民眾都需呼喊「孫中山精神不死」，「要想總理精神不死，我們一定要讓樹活」等口號來緬懷故人。

 

那北洋政權的植樹節為何起初是選定「清明節」呢？

 

我們先將時空背景拉回至西元十九世紀七零年代的美國，一位名叫莫頓（Julius Morton）的農業學家、報刊編輯與民主黨籍保守派政治人物（後出任農業部部長），於西元1872年1月，在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會議裡呼籲植樹與護林之重要性，並主張內州的廣大荒地必須加以綠化。同年4月，約有一百萬棵樹苗在內布拉斯加州各地被植下，這也是美國「植樹節」（Arbor Day）的濫觴。

 

後來隨著美國植樹文化興盛，西風東漸，藉由外交使節與學術交流，日本於西元1898年設置了以「神武天皇祭」（4月初）為中心的「種植日」或「愛林日」（1933）；

 

而中國則是於民國4年（西元1915年）間，在《中華民國森林法》的制定者凌道揚和美國傳教士兼林學家裴義理（Joseph Bailie）等人的努力奔走，以華人習慣於清明節時掃墓與植樹並行的習俗予以發想下，鼓勵中國重振林業、植樹救國，此構思也獲得了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張謇先生的支持。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批准清明節是為「中國植樹節」。

 

隔年清明，北洋政府於北京西山進行了首次的國家級植樹慶典，並明文各級地方政府也應比照辦理。

 

但隨著法統政權改朝換代，以及國民黨中樞緬懷孫文先生的革命偉業，植樹節的更替，自然就不再只是單純的種下樹苗而已了。（據聞不少國民黨地方黨部會在植樹節活動現場擺設攤位，鼓勵民眾踴躍入黨。）

 

至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經過曆誌上曖昧不明的留白多年之後，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為了彰顯孫文先生有生之年未能實現的民族共和、全民平等之遺願他日將在新中國逐一落實並且發揚光大，故在西元1979年間，透過鄧小平先生的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將3月12日設為新的「中國植樹節」……但部分「正國級」領導人所選定的「（北京）首都全民義務植樹日」並非大家熟悉的總理逝世紀念日，而是四月的第一個假日，也就是與北洋政府時期的清明節對標，此點頗讓人玩味。

 

四十年後，藉由官媒新華社的報導，北京市官方宣稱全市已經有超過1億人次參加過義務植樹活動，所植栽的樹木更超過2億株之多。

 

西元2020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正式實施，明確定義每年的3月12日為植樹節。

 

尾聲（一）：

 

有此傳聞，孫文先生臨終前，負責診治的俄國醫師乃蘇聯醫官特務假扮，並在藥物中趁亂下毒⋯⋯

 

主因是遏止孫先生當年亟欲推廣中日兩國合作，推廣「大亞洲主義」（亞洲大同盟）的計畫，尤其在神戶演講時提倡中、日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古老的兄弟之邦，日本身為率先擺脫殖民的國家，應當負起責任協助亞洲各國抵禦西方的侵略，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的文化。

 

若中日攜手，蘇聯赤化神州大陸的野心終告粉碎，但毒殺一說至今未獲明確事證。

 

尾聲（二）：

 

《國父紀念歌》（舊稱《總理紀念歌》），曲由黎錦暉創作，詞則是戴傳賢所修改。

 

圖文來源、一併致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n_Yat-sen